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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報客戶端 | 作者 張德芳

要讀懂中國歷史，要讀懂浩如煙海的古代典籍，對其中名物的研究，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坎。

與人類生存發展相關的各種名物可以萬千計。即使當世人也未必能夠說清楚我們身邊日常所接觸的每件物品，其源流、狀貌、生成過程和功能作用，都含有大量的專門知識。更何況時越幾千年，地跨數萬里。加之各種名物種類繁多，內容龐雜，大到宮殿城池，小到一針一線，有些宏觀到國家社會，有些則細碎到不被常人注意。但要把它考證清楚，沒有廣博的知識、深厚的功力和豐富的閱歷見聞，則無以勝任。因此，歷代名物學家無一不是文史大家和學界泰斗。

(資料圖片)

華夫（張述曾）先生集眾人之力，歷三年寒暑，編成了《中國古代名物大典》，于1993年出版問世，皇皇八百萬字巨著，可謂嘉惠學林，功垂后世。王玉哲先生著有《中國古代物質文化》，開啟了一個新的學術方向。孫機先生出版的同名著作，是在他早先《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的基礎上增訂完成的，內容之宏博，功力之深厚，堪稱古代名物研究的經典。但是，任何一種名家名著，都不能苛求其解決我們所期望的一切問題，很多領域很多問題，還需要繼續研究。王子今教授的《秦漢名物叢考》就是從特定的角度，選擇一些常人比較陌生而冷僻的秦漢名物進行系列考證，從內容和形式上都展示出許多新特點和新貢獻。

《秦漢名物叢考》王子今 新星出版社

全書近三十萬字的著述，沒有分章分節，而是以“叢考”的形式出現。四十八組叢考，既可單獨成篇，又可渾然成一。每一組內，連類而及，把相關的一系列名物盡量包括進來。比如對“醬”的考證，先根據文獻的記載指出，秦漢時期的“醬”，是一種用食鹽腌制的肉醬。爾后對與此有關的魚醬、蟹醬、魚子醬以及民間食用的豆麥之醬逐一進行考證，指出桓譚《新論》中的“鄙人得鯅醬而美”的“鯅醬”，很可能是一種魚醬?！抖Y記·內則》中的“卵醬”，當是一種魚子醬。然而，這些魚肉之醬在秦漢社會可能只局限于富有階層的消費，而下層民眾食用的醬更多的還是用蔬果豆麥制成。書中考證了芥醬、芍藥之醬、枸醬、榆莢醬、豆醬之類廣大社會民眾日常作為調味品的食用之醬?？甲C名物的同時，還指出江陵鳳凰山一六七號漢墓出土木簡上的“醬杞一枚”可能為“醬梔一枚”。江陵鳳凰山八號漢墓出土竹簡上的“肉醬一傷”，可能為“肉醬一觴”，都應是盛裝器，對簡牘釋讀上的疑難字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書中考證研究的對象大多是近幾十年來考古發現的出土文物、建筑遺跡、秦漢簡牘、摩崖石刻上出現的頗有爭議或尚未解決的名物術語。比如飲食類中的十一組（醬；豉；鹽菜、醬菜；酒、醪；清酒；醇酒、白酒；善酒、美酒、厚酒、濃酒；膏餅；豆、黃豆、大豆；棗、棘；乳、馬湩、挏馬酒）大多出自漢簡之中；軍裝服飾類中的四組（行縢；偪脛；赤幘；馬甲）出自漢簡的記載和漢墓的兵俑……對上述各類名物的解釋，有些是子今教授的首發；有些則是過去已有解釋但不確切或不正確，子今對其進行了糾正；還有的是在過去研究的基礎上把認識推進了一步；有些則是提出了意見或假說，需要出土資料的證實。比如對“醬”“豉”在西北軍隊中的配給制度，酒類在軍隊中引起斗毆事件，漢簡中記載的“馬禖祝”禮俗，對“三頌”中若干名物的解釋等都是子今的首發。關于秦始皇陵地宮所謂點燃的“人魚膏”究屬何物？按照子今的傾向，應該是鯨魚油，但他并沒有下斷語，而是明言“秦始皇陵‘人魚膏’之謎的徹底解開，地宮照明用燃料品質的最終認定，應當有待于依據考古工作收獲的確切判斷”。這就是上面所說的，提出一種科學假說，有待證明。其學術價值也是不言而喻的。

滿城漢墓出土朱雀銜環雙連杯

《秦漢名物叢考》一書對名物的考證不僅僅局限在名物本身的形貌、生成、功用等方面，而是同時從廣闊的視野和多側面多角度揭示了各種名物所蘊含的社會意義。比如枸醬的研究，指出其建元六年（前135）漢朝派番陽令唐蒙出使南粵，結果唐蒙在廣州吃到了枸醬，調查發現，這種枸醬乃蜀地特產，夜郎等地通過牂柯江順流而下販運到了南粵。由此唐蒙想到了控制南粵的策略，上奏漢武帝，開西南夷道，置犍為郡，由上游發兵而制服南粵，揭示了由枸醬而引發的政治軍事上的意義。

《秦漢名物叢考》對書中所涉名物的研究，取材宏富，廣征博引。正文中引書兩千四百多條∕種，腳注中引書兩千一百多條∕種。除了傳統經、史、子、集、野史、筆記外，近人的專著、雜志論文，無不在征引之列。除了傳統典籍外，秦漢簡牘、金石磚瓦、碑刻畫像、出土文物，凡可作為證據者，無不納入論證之中。除人文學科外，自然史、生態史、海洋史、交通史、飲食史、農業史、兵器史、釀造史，等等，亦多有涉獵。從書中一千零五十一條腳注，亦可見出子今教授行文嚴謹，考證精詳，言必有據，文必有征，體現了子今教授一貫的學風和文風?？催^此書后，不光對書中研討的名物有深入了解，而且讓人廣開視野，豁然開朗，有一種融會貫通之感。

《秦漢名物叢考》不是王子今教授的一時之作，而是三十多年來關注研究秦漢史各類課題項目的同時，關注名物研究的結果。

王子今教授之所以能在秦漢史研究的多個領域取得如此眾多的成果，與他良好的教養、人生經歷和學術背景有直接關系。子今的母親，是一位剛強而有文化有追求的女性，在給予子今以母愛的同時，又給予其文化學術上潛移默化的熏陶。在過去上山下鄉的年代里，插隊下鄉，當過農民；后來當過裝卸工，扛過大麻袋。在學術研究上，他的勤奮吃苦、超過常人的精力和毅力，都與此不無關系。子今本科在西北大學讀考古，有考古學的背景，在他的研究工作中，既重視文獻，又重視文物，特別重視考古學的材料，甚至連一些常人不太注意的遺跡遺痕，他都從不放過。子今在研究生期間，跟隨著名的歷史學家林劍鳴先生讀秦漢史，受過嚴格的歷史學、文獻學訓練，對考據學十分在行。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些新的史學理論和方法進入史學界，人類學、社會學、文化學為中國史學的研究提供了很多新的視角和新的方法，子今不僅從中吸取了很多營養，而且在上述多個領域里都發表過論文和專著。在秦漢史研究領域里，孜孜矻矻，矢志不渝，全身心投入，辛勤耕耘了三十多年。其中連任三屆中國秦漢史研究會的會長。他熟悉這塊土地上，哪些是曾經的沃壤而取得過豐碩的收獲，哪些是需要進一步開發的荒蕪之地，哪些是迄今還未引起人們注意的溝坎邊角。

新津出土負子持箕女俑

■速讀

合巹杯

婚禮上常有新人共飲的場景，《秦漢名物叢考》考證，“銜杯共飲”風習由來已久。

自新石器時代起，日常飲食用器中就出現了一種由數件器物相連復合為一的特殊器形。這類器物，我們可稱之為連器。連器中發現數量最多，沿用年代最久，因而也最引人注目的是雙連杯。

雙連杯多使用于盟誓、婚娶、解決糾紛后訂立協議等場合。最主要的是作為婚娶合巹用器。

河北滿城漢墓出土一件朱雀銜環雙連杯，與明代古玩鑒賞家的論著中“兩杯之間承以威鳳，鳳立于蹲獸之上”的形式相仿。“朱雀”喙部銜一可自由活動的玉環，兩足直立于一作匍匐姿態的獸背上，昂首翹尾，展翅欲飛。全器通體錯金，并鑲嵌圓形或心形綠松石。“朱雀”翼展超出高足杯的連長，作為飲器似乎已不合實用。出土時杯內遺存朱紅色痕跡。這件器物制作和保存的目的，可能有某種象征性的特殊意義。有人稱之為合巹杯。

總的來說，我們所見到的秦漢時期雙連杯實物的數量依然有限。這首先是由于作為婚禮合巹用器，當時人往往一生只使用一次，沒有特殊的原因又未必將其隨葬入墓。而且正如陳直曾經指出的：“漢代陶器，一般平民雖可以使用，然價亦不賤?！彼罁掌縻懳募皾h簡中的器物價格估測：“普通的明器，還是中小資產者所用，一般平民，未必用得起?！薄肚貪h名物叢考》推論，漢代民間所流行的雙連杯，更多當是我們今天已難以進行具體實物考察的竹木制品，或剖葫蘆而制作的瓢杯。

襁褓

我們常用“處在襁褓之中”來形容嬰兒階段。秦漢時期的襁褓是什么樣子的呢？《秦漢名物叢考》對其具體形制與使用方法進行了考據。包裹嬰兒的襁褓使用方式沿用至今，而用布帶背孩子的方式已經逐漸消失。

《史記》卷三三《魯周公世家》張守節《正義》所謂“強”即“襁”“闊八寸，長八尺”之說，提供了關于其具體形制的信息。而《史記》卷一一一《衛將軍驃騎列傳》張守節《正義》又說：“襁，長尺二寸，闊八寸，以約小兒于背。褓，小兒被也?！蓖鲇趶埵毓潯墩x》，而“襁”“闊八寸，長八尺”與“襁，長尺二寸，闊八寸”異說，值得我們注意。

《三國志》卷一一《魏書·涼茂傳》裴松之注引《博物志》：“襁，織縷為之，廣八寸，長尺二，以約小兒于背上，負之而行。”其說與《史記》卷一一一《衛將軍驃騎列傳》張守節《正義》一致。

推想,“襁，長尺二寸，闊八寸”或說“襁，織縷為之，廣八寸，長尺二”，大概是包扎好的“襁褓”的通常形制。而“闊八寸，長八尺”，所謂“長八尺”，約184.8厘米，可能是“以約小兒于背”，“以約小兒于背上”的帶狀織物即所謂“織縷為之”的“強”亦即“襁”的總長度。

四川新津東漢墓出土的一件“背兒捧箕女俑”，兩手平端一箕，“似在簸揚”，“背上用布袋背一小兒，小兒緊貼在母親背部中間，兩手緊扶在母親肩上”。這種“縛子于背”的“負子俑”，體現在行走或勞作時兼而照料嬰兒的情形。

所謂“母親背上用布袋背一幼兒”的“布袋”，其實是“襁褓”的形式之一。所謂“組帶自背后系結于母親胸前”的“組帶”，或許可以幫助我們理解古籍所見“襁，織縷為之”，“以約小兒于背上，負之而行”等描述。

（責編：李崢嶸）